电视指南|专访敬一丹:依然是个记录者

来源:《电视指南》杂志(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) |作者:温静(《电视指南》副社长、执行主编) | 2019-02-21 10:37

来源:《电视指南》杂志(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)

采访/温静(《电视指南》副社长、执行主编)

熟悉敬一丹的人,都喊她“敬大姐”,亲近和善。

白岩松评论她“心很软,在我们这个经常流露出‘尖酸刻薄’的团队中多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”,崔永元说她“只要拿起话筒,就永远都是记者”,在我看来,敬大姐活得洒脱也活得真实,受时代影响也影响着这个时代,她的主持风格、她的思考理念,都为传媒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从《一丹话题》《焦点访谈》,到《东方时空》《新闻调查》,再到《谢谢了,我的家》《光荣的追寻》,她仍是镜头前心怀柔软的主持人、评论员。

从《声音》到《我遇到你》《我 末代工农兵学员》《那年那信》,她执着地用笔回忆往事,给年轻人以参照。

2015年4月,敬一丹从央视退休了,但她依旧很忙。记录从未停止,人生在拉下一张帷幕后也才刚刚开始。

访谈实录

关注灯光的另一面 这才是专业的记者

《电视指南》:如何看待主持人这个身份?

敬一丹:主持人做的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事情,真正有传播价值的内容是需要挖掘、需要智慧的。我早年间当记者的时候做扶贫节目,观众会说真那么穷吗,那个时候我就觉得,如果观众不知道,那是我们的错,是媒体人的目光没有到,是我们的镜头没有到,我们没有让这种现象广为人知。

《电视指南》:大众总是会被一些娱乐性、爆炸性新闻所吸引。

敬一丹:其实大家关注鲜亮的东西是很自然的,但是记者更需要一种职业行为,不是出于自然关注鲜亮的东西,而是要求你主动关注被忽略的角落,关注灯光的另一面,这才是专业的记者。

《电视指南》:退休后,为何会选择主持《谢谢了,我的家》和《光荣的追寻》这两档节目?

敬一丹:都是他们选择我的,其实我一直不是个主动的人。我举几个例子,1993年《一丹话题》,时任经济部主任的赵化勇跟我说,你办个节目吧,你适合办言论节目,这是我得到的最重大的一次点拨。我是A型血,动起来有点慢,但是一旦动了就很投入,《一丹话题》一年做了50多个选题。其实能够有自己的表达,我还是挺兴奋的,尤其是在内容上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,还给我这么大的发挥空间。 

后来的《焦点访谈》也是。孙玉胜(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副台长)说他在办一档舆论监督节目,日播,黄金时间,我又一次感到意外且兴奋,几个月后我响应了孙玉胜的召唤到了《焦点访谈》,又一次被选择。 

退休以后的两次主持也是,《谢谢了,我的家》来找我,说我可以试试另外一种工作方式。它和我以前主持的节目有所不同,讲故事的方式,又有机会去跟那么多人讲自己家的故事,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尝试。

《光荣的追寻》也是他们选择了我。我最初看到策划案的时候,不是很有把握,但想到如果能够把这样红色的节目做得有意义并且有意思,也是有价值的事,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拓展。其实它挺有挑战性的,于是我就接受了。

在变化的时代做一个记录者

《电视指南》:您退休以后还是挺忙的。

敬一丹:其实退休以后比退休前忙。《感动中国》还在延续,“12·2全国交通安全日”特别节目已经连续做了多年,《谢谢了,我的家》和《光荣的追寻》又是新的体验,所以我没有退休的感觉。

退休三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,是一年一本书。一方面是怀旧,还有一个担心,是特别害怕忘记。有的人会选择忘记,比如说那种痛感,有的人过去就不再记得了,但是那种痛感是付出代价的,所以我选择了记。

另一方面就是作为媒体人的惯性。更年轻的90后、00后们对往事不知道的话,就会缺一些参照。以后他面对那么多不可知的事情,可能缺少一种判断,所以我想把我记录的事情告诉它们。

我退休三年,出的第一本书是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《我遇到你》,这不是个人记录,应该是电视发展史的侧记。我恰好赶上了电视上升巅峰,然后遇到新媒体的整个过程,我觉得这是一种幸运,希望把我的这些体验、我所经历的那么多第一次记下来。

第二本是《我 末代工农兵学员》,我与很多80后聊天,大家都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,后来我想,他们不知道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,所以我和全班同学一块,以个人讲述的方式写了这本书。我就是想让这些年轻人,不但知道恢复高考40周年,也要知道恢复高考之前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记录应该说是碎片,但是很多碎片可以拼出一个图景,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情景。我也跟年轻人说,我之所以记录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再遇到,也希望你们的青春是有选择的,你们的学业是有序的,你们接受的教育是完整的,而不像我那样几次辍学没有选择,然后侥幸地遇到。

第三本书《那年那信》,是我妈妈留下来的一千七百封家信编成的一本书。现在我妈妈慢慢年迈,我越来越觉得要趁着我爸和我妈还在的时候,让他们看到这样分享的书。

这是他们留下的,我可以以这本书的方式向他们致敬,我觉得我爸我妈都特别伟大,才能给我们留下这么一笔精神财富,可能比前两本书更富有情感,我经常流着泪写这本书。

《电视指南》:写书于您,意味着什么?

敬一丹:它让我特别满足。以前也在镜头前表达,但是这种表达多半是公共话语,而书的写作是更个人化的。而且文字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,我写的过程在思考、在回望,也在认识自己:这些年我做了什么,什么是让我欣慰的,留下了什么遗憾。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,我觉得应该留下痕迹的。

我跟读者交流的时候,最常用的题目是“在变化的时代做一个记录者”,记录是媒体人最根本的事,我说我们不记录谁记录,不论是作为记者还是家庭成员,都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记录,所以这三本书都有记录意义。

那代人的青春辞典也是多种颜色的

《电视指南》:回顾自己的青春,您那个年代有焦虑吗?

敬一丹:你们的焦虑是选择太多,我们的焦虑是选择太少。有人说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辞典是单一颜色的,并不是,其实也是有多种颜色的,但是我们那个颜色和你们所面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,你们的更丰富、更多层面,而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模糊。我在《那年那信》里有插图画的是我看完电影后走在路上的情景,我跟读者说这幅图记录了我青春记忆里最有色彩的一幕,就是不想从电影里出来,然后悄悄地喜欢那个男主角,埋在心里,这么美好。

《电视指南》:再回到年轻的时候,您还会选择电视行业吗?

敬一丹:我可能不会选择电视。我们那时候广播人清高,看不上电视,我又一次被动,是被黑龙江电视台选择的。我当时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,后来因为电视不可抗拒的影响才做电视。让我自己选择的话,我可能学法律。

《电视指南》:哪个节目让您感觉到自己最适合?

敬一丹:《一丹话题》,让我有了一种内容表达的欲望,让我感觉主持人不是一种程序或者一种形式,所有的话题都是有感而发。我第一次得金话筒奖也是因为《一丹话题》。

《电视指南》:现在有没有传统媒体在没落的感觉?

敬一丹:有变化,但我不太主张用“没落”这个词。“唱衰电视”说得简单化了,它没有守候了,但是人人都有一个屏幕,内容只是换了不同的传播渠道。

《电视指南》:除了出书之外,还有其他打算吗?带着记录这种初心是否有新的出发?

敬一丹:我现在心里比较踏实了,因为我害怕忘记的已经用文字固化下来了,接下来我就有了更多的精力,在年轻人的引领下接触新东西。我想接下来尽可能让自己老化的电池能够充进去一点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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